��种民地，及私自征收田赋，多勒租银者，听屯田御史参究严办。

  这道法令一经颁布，立刻在勋戚豪强间引起一片喧嚣。大明开国两百多年来，勋臣贵族一直是土地的最大拥有者。这些人自恃有朝廷庇护，在地方上扰民害民横行霸道，老百姓多是敢怒而不敢言。如今，张居正亲自主持制定的法令，对这些天潢贵胄不仅限田，而且还要逐代减田。如若有谁胆敢以身试法再行横征暴敛，一定严惩不贷。如此严厉地对待权贵，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正因为张居正义无反顾地坚持推行“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的治国主张，万历王朝终于大幅扭转了嘉、隆以来的颓败之势，濒于崩溃的国家财政获得根本好转。仅清丈新增田亩带来的收益，每年都可为国库增加九百多万两银子的进项，真可谓物阜民丰，国力强盛！

  在此基础上，张居正认为推行赋税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再次请得万历皇帝的诏旨，在全国统一推行“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法，就是将一州一县的所有田赋、徭役以及各种杂差和贡纳，统统并为一条，折成银两交纳，并官收官解。此前，农民交缴田赋，均是谷麦实物，按田亩所摊的徭役，也必须由种田人亲自出差。所以，以致缴赋之日，粮船粮车不绝于道途，各地官仓满溢为患。由乡及县，由县及府，由府解运各地廒仓，其间不知要耗去多少运力差役，又不知因沿途损耗，层层盘剥，粮户平白增加多少负担！实行“一条鞭”法之后，一改历朝历代实物纳赋为银钱交税，既便于民众又利于朝廷，这实乃是划时代的改革之举。

  最早提出“一条鞭”改革设想的，是嘉靖九年的内阁大学士桂萼。他构想“以一切差银，不分有无役占，随田征收”。第二年，屯田御史付汉臣正式疏陈：“顷行‘一条鞭’法，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县，各州县总于府，各府总于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嘉靖皇帝当时准旨先行在南直隶的宁国、应天、苏州等府，湖广长沙府，山西平阳、太原二府以及广东琼州府的感恩县等地先行试点。兹后经半个世纪，“一条鞭”法的推行时断时续。赞同者称为善政，反对者称为“农蠹”。不遗余力的推行者，在嘉靖及隆庆两朝有苏州知府海瑞、应天府尹宋仪望、浙江巡抚庞尚鹏以及江西巡抚潘季驯等封疆大吏，最后这些人几乎全都因为坚持“一条鞭”法而被参究革职。反对者多半都是当道政要，远的不说，就说万历改元后的首任左都御史葛守礼，就是一个坚持不懈的反对者。他认为施行“一条鞭”法是“工匠及富商大贾，皆以无田免役，而农夫独受其困”。隆庆二年，葛守礼在担任户部尚书期间，曾给皇上写了一道奏章，要求在全国停止施行“一条鞭”法，竟得到了隆庆皇帝的批准。此后，“一条鞭”法不行于天下州县达数年之久。早在嘉靖年间，张居正就是“一条鞭”法的热心提倡者，宋仪望、庞尚鹏、潘季驯等人，也都是他的政友。海瑞于隆庆二年任南直隶巡抚都御史，因行使“一条鞭”法引起了官绅的惶恐和刻骨仇恨，以致被言官戴凤翔等人攻击为“沽名乱政”而被迫致仕。当时张居正已是内阁次揆。即使在这样显赫的位子上，他也无法为海瑞辩诬，只是在海瑞免官回到老家之后，他去信表示歉意，言道：“三尺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能堪也。讹言沸腾，听者惶惑。仆谬忝钧轴，得与参庙堂之末议，而不能为朝廷奖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议，有深愧焉。”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张居正当时的愤懑和无奈。他出掌内阁之后，便有心重新推行“一条鞭”法。但他总结前朝教训，深知若不先行丈量土地清查田亩，“一条鞭”法的推行的确存在葛守礼所指出的增加小户农家负担的问题。所以，在万历四年，当朝中的当道大臣再也没有掣肘人物，他决定重新启用宋仪望与庞尚鹏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