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平原，想要进入中原还是难之又难。函谷关过不去，一切都是空想。可是辽国就不一样了，一旦保定府被破，四京之一的大名府就暴露在了辽国的铁骑之下。

  大名府被破，那么黄河防线也不稳当，汴梁也暴露在辽国铁骑的进攻之下。

  京城要是受到了威胁，那么大宋王朝也在旦夕之间了。

  当年真宗就是差点被辽军打到京城，才不得不下令在澶州和辽国决战。平原决战，对于宋军全步兵的艰难程度来说，可想而知。再加上个不安分的西夏，赵煦觉得当初亲政的时候立志要做千古一帝的梦想，有夭折的迹象。

  用打仗来威胁大宋，会有效果吗？

  很多时候会有。

  西夏在真宗时期就有了自立的迹象，大宋早就指挥不动西夏了。可是真宗被大臣们坑的死去活来，哪朝哪代有大臣骗皇帝去前线打仗的臣子？

  别的朝代没有，可在大宋就出现了。

  真宗可不想自己再一次步澶渊之战的后尘，再被大臣们哄骗一次。再说了，西夏又不是河东、河北，对于大宋的重要性根本就不能同日而语。不听朝廷号令就不听吧，真宗觉得也没什么。最关键的还是他堂堂皇帝，被大臣骗去了前线坐镇，最后还没有打赢。这很伤自尊。

  万一要是大宋对西夏也没有打赢，他这个皇帝就该下——罪已诏了。

  低头认错，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都是这辈子都无法洗刷的耻辱。

  到仁宗时期，李元昊的叛乱开始之后，大宋的朝堂才突然发现，西夏已经成了大宋的心腹之患。可几场大败之后，就连仁宗也没有了信心。尤其是赋税上的不足，让皇帝和大臣们紧张万分。

  当仁宗突然发现，朝廷一年的支出超过赋税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两百万贯。当时仁宗府库里至少有五千万贯的钱财积累。但皇弟家也不能寅吃卯粮吧？

  实际上，两百万贯对于大宋当时六七千万的财政收入来说，根本就不值一提。寻常年景，也不过几十万贯。

  这一刻，宛如灭顶之灾般让他老人家坐不住了。也是庆历新政的诱因。什么冗官，冗兵，冗费，之类的积弊，都是假的。要是别的朝代，加税就能解决。而且就缺口来说，缺的并不多。调整盐铁税，就能彻底解决。可是在大宋，从皇帝和官员，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才是变法能实行必要条件。

  仁宗没有想过加赋。

  神宗也没有想过加赋。

  到了赵煦亲政之后，也没有想过要加赋。别看大宋的赋税连年创造新高，主要是人口多了，多了三千万人，赋税不多才奇怪。

  至于说大宋的贫富差距大，在城中的百姓和务农的百姓之间的差距，让社会底层极不稳定。可这话也是鬼话，大宋的贫富差距是大，但大的原因其实不是地域的问题，而是职业的问题。种地的农夫收入少，主要是大宋对粮食价格的调控太严。

  大宋对粮价的平抑，已经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甚至可以说魔怔了。开国以来，有记录的粮价一直维持在200文至300文之间一石。盐价从唐朝时期的150多文，降低到最好的海盐在45文一斤。这样的价格，对于亩产才两石多的农夫来说，尤其是那些没有土地，租种的佃户来说，辛劳一年，根本就剩不下钱。但要说，吃饭都吃不下去，也说不过去。大宋造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