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等盐户，由于他们垄断了大部分的生产资源，也是向官府输纳盐产的主力，于是便与他们合作，由他们去管理其余的中下等盐户。

  这些上等盐户，便成了盐头，相当于没有正式官职的盐业事实管理者。

  在垄断的资源下，盐头们一面与朝廷的盐官合作，共同瓜分盐业专卖制度下的巨大利润：原先的盐业政策下，朝廷会向盐户定期支付一定的购盐本钱甚至是出产奖励。但是，这些费用便就被盐头与盐政官员合起伙来进行了贪污瓜分。

  另一方面，这些盐头还会与盐政官员串通一气，公然走私贩盐，并一同分享私盐所产生的惊人利润。

  所以，在胡涛所架构的浙西私盐贩运网中，杭州与越州的盐头，同样是核心参与者。

  胡宗哲让人传递的消息就是：义乌县得到了东南海事院的撑腰，想要借着查处胡衙内私盐一案，要对杭州与越州的盐头们进行清理与重罚。这事该怎么办，就让他们自己琢磨去了。

  其实，自古以来的统治者并不太害怕真正的农民起义。

  想一想就能明白原因，多数农民之所以一直贫困潦倒，除了外在地主与官府的压迫原因之外，多半还是因为自己的胆小与懦弱。以至于即使是到了最后因为实在活不下去而揭竿而起，但他们依旧摆脱不了根本的软弱特征，聚在一起也不过是乌合之众，但凡训练有素的官兵一来，大多都会迅速镇压平定。

  但是如果是盐民起义，则完全不同了！

  盐民群体本身就是一个缩小的江湖社会，为了加强控制这些人，处于顶层的盐头往往都会以家丁的形式，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这些家丁除了用来威慑与镇压中下等盐民之外，平时还会经常参与到同行不同势力间的地盘与资源争夺中，算得上是身经百战，平时官府对他们也是忌惮三分。

  唐末的起义军中最强的两个，王仙芝与黄巢都是盐贩；

  而在后世元末的起义军中数一数二的张士诚，同样也是盐贩出身。

  至于普通的盐民，要么是被盐头们的故意煽动所欺骗而鼓动起来、要么就是被盐头们的家丁直接胁迫着共同参与，哪里有什么自己的想法与诉求。

  这次发难的越州盐民，主要来自于当地钱清场与石堰场这两处盐场，核心便是盐头们的数百名家丁，另外又裹胁了大几千名的盐民。

  为了壮大声势，一路上对于要求加入的地方流民及地痞也是来者不拒，在经过会稽、诸暨之后，队伍的人数规模已经超过了万人。

  当然，他们的真正目的并非是造反，而是想通过这种示威性的举动，逼迫义乌县衙以及他们身后的东南海事院低头。

  因为在习惯上的认知里，大宋的地方官员，多是欺软怕硬，更是害怕这种大规模的近似于“民变”性质的行动，一旦朝廷前来问责，怕是自己的乌纱帽都无法保得住。

  因此，浩浩荡荡的一万多人的盐民“请愿”队伍，在经过了会稽县之后，便放慢了脚步，先是在诸暨县城外驻扎了一天。当诸暨知县胆战心惊地派人前去问询时，他们便顺势向对方提交了一封请愿书，提出了要义乌县停止对越州盐民的合法利益侵害、立即释放正直守法的越州盐商胡涛以及赔偿越州盐民此次请愿开支等等一系列的诉求。

  诸暨知县只怕这些盐民会滞留在自己境内，一面派人以最快速度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