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初年时就已是户部侍郎，但是在详定役法的时候，时任户部尚书的蔡京急于表现，两人多有不合。于是他便被蔡京排挤出京，先为江淮发运使，然后便是在绍圣二年时，与那时的章楶互换了位置，他去出知广州，章楶转任江淮发运使。

  王古现在这个广州知州已经坐到了第四年，一直被扔在这个地方，主要还是与他的政治立场不清晰有关。他的主张虽然倾向于新党，但却偏偏与苏轼交好，以至于，两人的交往还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苏轼在被贬去惠州的途中路过广州，正逢广州城内有瘟疫，他判断这与百姓饮水不洁有关。于是便留信给王古，提议在蒲涧滴水岩下开凿石槽，蓄清泉，再用多管凿空的竹筒连作水管，顺着地势引水入城，蓄在石筑大水槽中，再用竹管分水引到城中各处民众家门口。

  苏轼的精巧构思不止于此，他还提议，在每根竹管上钻一小孔并塞住。日后一旦出现水管堵塞，只须检查塞住每根竹管的小孔，看哪根不出水，便可判明堵住的竹管，只须更换这一根，便可解决供水网的通畅问题。

  王古见信后大喜，立即采纳并着手实施，这便是历史上最早的“城市自来水”工程。

  此后，王古还上书朝廷，介绍了苏轼的这一发明建议，并为其请功。此奏章自然被留中不表，而王古也被盖上了“同情蜀党”的显着印记，几乎被遗忘在了南边这里。

  秦刚到了广州后，还是受到了王古的热烈欢迎。

  按官品来看，王古做过户部侍郎，此时的寄禄官是从三品的正议大夫，远高于秦刚的正五品中大夫；但是依着此时文人最在意的馆职，王古是宝文阁待制，却比秦刚的龙图阁待制低了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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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区别是：秦刚此时是正得圣眷在心的宠臣，而王古却是被贬放岭南多年的贬臣。

  当然，更重要的是，王古的善意却是发自内心的，这是因为他早就听说秦刚因秦观被贬而辞官之事，在与苏轼的书信来往中也是知道秦刚对苏门中人多有照顾的情况。正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人在新党阵营，更能体会到秦刚这种不以党派观点改变为人做事原则的不易，所以才会真心实意地前来相迎。

  有了王古的配合，秦刚在广州接手市舶司的事务，变得极其地顺手。不过，也是感谢于王知州的全力支持，秦刚便向他承诺，广州市舶司的相关权利被收回之后，每年会从海贸收益中另外拨款十万贯，用于支持广州的办学事业，这让一直专注于教化广州百姓、提升地方教育水平的王古喜出望外：

  要知道，之前即使有着日进斗金的广州市舶司，但海税收上来，绝大多数仍然是要上缴朝廷的，他不像有的地方官员会为个人利益玩贪污，同样也不会明着为了地方利益搞截留，真正能留在广州的也到不了十万贯，更不要说现在的这笔钱，可以尽数投入在教育之上。

  秦刚在广州多停留了两日，终于接到了港口悄悄传来的消息：人到了。

  于是，巡阅使宣布，再度上船出海，继续南下！

  秦刚此行的目的地，便就是苏轼所在的海南岛昌化军，也就是从前的儋州，因为人口稀少、经济落后，于熙宁六年从州降格为军。

  苏轼被从广南东路的惠州再贬至昌化军时，诏令是“责授琼州别驾，移送昌化军安置”，他的官职已经被降到了只有正九品的州别驾，挂的是琼州散官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