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澡，冲浪还是潜水时，她们都踩着一双匕首般的凶器，你要硬说她们是穿着高跟鞋从子宫里钻出来的，多说几次搞不好我也信。

  当我灰头土脸地爬上去之后，两个虎背熊腰的工人冲我说“好啦小姐，你只需要走下十三楼就可以回家啦”。——你看，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件类似伸手拉开玻璃门一样简单的事情。我把鞋子脱下来，拉开漆黑的安全通道楼梯间的大门。

  之后，在我回家的路上，一辆呼啸而过的出租车开过路边的一洼积水，迎面一排竖立的水墙拍打在我的身上，当初台风“圆规”登陆上海时，巨浪冲击防汛墙都没这个猛烈。我感觉仿佛《青蛇》里被巨浪打得元神出窍的白素贞似的，完全忘记了反应，在马路边呆如木鸡。反倒是我身后的几个提着菜回家的大妈，尖叫得格外投入，仿佛被泼到的人是她们。

  再然后，我拉开包准备拿纸巾擦一下湿漉漉的脸，在翻找的时候，手机从包里掉出来，摔在地上，液晶屏幕哗啦啦裂开一张蜘蛛网。屏幕嗖一声熄火了，看起来就像是它挣扎着向我告了个别。

  这个时候，我反倒有点儿乐了。我觉得人遇到一连串无休止、高强度、高频率、高质量的打击之后，都会产生一种孟姜女哭长城，哭完一轮再一轮的同归于尽的心情，我甚至在想，还能更倒霉么？还能更戏剧化点儿么？有本事就开一辆洒水车到人行道上来把我当场轧死啊，让我的尸体陈列在《祝你生日快乐》的旋律里被世界各国前来参观世博会的国际友人们缅怀致敬啊。敢吗？能吗？

  当我回到家打开门的时候，无情的上帝口齿清晰不容置疑地、仿佛中国移动代言人般地告诉我：“我能。”

  南湘拿着那个我异常熟悉的《m.e》信封——我每天都会寄出去不下十个这样的信封——表情复杂地拆了开来，然后把里面的内容递给了我，仿佛一个悲怆的法官将死刑判决书递给心灰意冷的犯人一样。

  这还不是最后的一击，任何的演唱会都有encore，那是情绪酝酿到最后眼泪鼻涕齐飞，万众大合唱的落幕**。

  当天的encore曲，是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南湘走到沙发边上，把电话接起来：“嗯，她在。”然后她望着我，说，“找你的。是崇……陆烧。”

  我猛然想起，我此刻应该是和他一起在电影院里的，我们约好了下班他在楼下等我，而我从楼梯安全通道走出来之后，完全忘记了这档子事儿，就直接离开了公司。我把崇光一个人留在了公司里。

  我接过电话，在听到他低低的温柔声音从话筒里传进我的耳朵时，我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那天晚上，我和南湘一直坐在客厅里等着顾里回家，但是，随着窗外的夜色渐浓，路人渐少，整条繁华的南京西路终于沉睡下去，顾里依然没有回来。我和南湘心里的负罪感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强烈。

  “你说顾里会经受不住打击做什么傻事么？”我窝在沙发里，抱着那个等于我一个月薪水的fendi的沙发靠垫，哆嗦着问南湘。

  “你是在说顾里么？还是在说林黛玉？”南湘披头散发的，看起来像盘丝洞里的妖精，“就算她要做傻事，那也是拿一杯热咖啡淋到企图插队的中年男子头上，或者去恒隆的lv橱窗里扛回一个旅行箱来。”

  我想了想，也对。一般人心情不好，或者遭受打击，总是借酒浇愁，一醉方休，而顾里却会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一杯一杯地优雅地把红酒亲手灌到唐宛如的喉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