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咒、举办献祭的功劳，并且真的有人对他们顶礼膜拜……而您在广播电台里用咏叹调唱出来的那份末日审判令，我也已经从收音机里听过，所以现在就不必烦劳您再表演一遍了，临时客串的布尔什维克女巫小姐……”说到这里，法肯豪森将军的嘴边咧开了一丝嘲讽的微笑。

  “……事实上，跟某些荒诞无稽、神神叨叨的可笑谎言相比，我倒是更想要了解一下你们那种传说中能够自动跟踪飞机的‘魔鬼火箭弹’，还有这架把螺旋桨安装在顶上的奇怪飞行器，以及……”

  他顿了一顿，然后严肃地盯着金奇娜，“……你们究竟是什么人？这些东西又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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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多时候，各种蒙昧和迷信的陋习，其实并不如想象中距离我们的那么遥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似乎是一个告别了神权的理性时代，耀眼的科学之光已经成功驱散了各种蒙昧与迷信，照亮了全世界绝大部分文明国度……嗯，就整体而言，大概可以这样说吧！

  但是就具体某个地区或某个人群而言，恐怕就不那么乐观了。

  在这个时代，东欧国家的乡下人还相信，如果家里有了不幸的预兆，小孩患上了奇怪的热病，就应该扒开家族墓地，从最新死亡的死者身上取出血液，分给家里人食用——从而导致了吸血鬼传说的蔓延。

  在这个时代，基督教最具邪教色彩的两个分支，摩门教和巫毒教，正在“文明发达”的美洲大肆扩张。

  在这个时代，通灵术被西方欧美国家视为时髦的“新兴科学”，颅相学家和降灵学家作为高新科技人才，成为政府高官们的座上宾。他们用木棒和坠子来占卜战争，召唤天堂与地狱的使者，为阔佬们解答疑难。甚至直到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美苏冷战年代，美国情报机关还在聘请吉普赛女巫用水晶球来占卜苏联核潜艇的位置，而二十一世纪的马来西亚政府，同样正大光明地花公款雇佣巫师来施法寻找失踪的民航客机。

  至于封建迷信土壤更加深厚的中华民国，则更是惨不忍睹……各种封建会道门在经历了明清王朝统治者一轮又一轮的打击后，迎来了又一个新的兴旺年代，各式各样的香堂和鸾坛就像雨后的蘑菇，散布在从西南到东北的全中国每一个角落。不知有多少神神叨叨的高僧和“神人”们，正万般谄媚地抱着诸位军阀的卵子舔了又舔：派遣亲信道士组建了五千“神兵”的“道家大帅”刘湘；下令全军受戒念佛诵经的“佛门将军”唐生智，都给这个人心离散的乱世，笼罩上了一层乌烟瘴气的宗教色彩。

  除了中国人之外，甚至就连越南人、韩国人和日本人，都对此类“中华传统文化遗产”颇有兴趣——日本人在北平建立鸾坛，书符请仙；韩国人在东北接受一贯.道的教诲，宣布自己是真武大帝的化身；越南人创立高台教，把孙中山奉为神祗……都成了这个时代东亚大陆的一道风景。

  在这样的一个理性之光初显，而混沌蒙昧未散的时代，即便是那些标榜无神论的高级文人，在著书写文，宣传西洋民主与科学之余，同样也在请和尚放生祈福，请道士打醮退痘，乃至于在鸾坛下小坐片刻，听“扶鸾生”假借着无生老母的口吻，胡扯一通阴间的酷刑，来获得某种道德施虐癖的满足。

  因此，如果说第一颗核弹在佐世保的爆炸，还让诸多神棍们措手不及的话，那么等到第二朵蘑菇云在富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