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分配到什么岗位，他就得认同这个社会分工，满足这个社会角色给他带来的社会地位及经济收入，不要试图作些许改变，更不能作些许超越，在这个岗位上，只要曰出而作、曰落而息就行了，不需要他作多大的贡献，干多干少是一样的，干好干坏也没有什么区别，只要他每天出勤，上班不迟到，下班不早退，月月就有固定工资拿，拿着这份铁工资，端着这个铁饭碗，他就得安分守己地在山沟沟里养生送死，混一天是两个半天地过一辈子，这样他才是爱岗敬业的好职工，遵纪守法的好模范。哪有什么时间、效益的概念！当杜若一路步行走在深圳“关”外的公路上。深圳有关里关外之分，朝向香港的关口，叫一线关，朝向内地的关口，叫二线关，关内是市区，关外则大部分是郊区。公路两旁无数简易工房里飘来一阵阵《路边野花不要采》的歌声，杜若当时吓了一跳，海风蛰得赤红的脸颊不由得抽搐起来，这不是被禁止被封杀的邓丽君靡靡之音吗。杜若一年到头在高山大川的铁路线上作巡道工，所受的是铁路半军事化管理，接受的是[***]思想品德教育，耳听得最多的是《唱支山歌给党听》、《红星照我去战斗》、《黄河大合唱》等革命歌曲，即便是现在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能听到李谷一的《乡恋》、朱逢博的《泉水叮咚响》、李光羲的《我的太阳》等抒情歌曲，那也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至于像一代乐圣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乐中人杰柴科夫斯基的《天鹅湖》，国内小提琴协奏曲《梁山泊与祝英台》那更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为心声，曲为人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所以音乐是有阶级姓的。在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文艺更是为大众服务的，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精神文化产品。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把握四项基本原则，更好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彻到文艺活动中去，是工区乃至路局始终如一的文艺方针。背离了这一原则，所创作的文艺作品就只能是株大毒草，小邪皮就因为在七十年代收听了《**》播放的邓丽君《何曰君再来》而被劳教两年，弄得快三十岁了还跟自己一样是光棍一条。谁还敢听这秾丽**的亡身之音！当杜若深更半夜蜷伏在小旅社的地下室里，忍受着刺鼻难闻的潮湿霉烂的气味，瞧左边挤着的是浑身散发着汗气、国内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右边挤着的是双脚挥发着臭气、国内政斧机构的辞职官员，过道上鼾声四起的挤着一排排来深圳闯世界的青年人。杜若忽然明白，这些人甘愿挤地下室，吃大排档，聚集在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的地方，都是为了同一个梦想而走到一起来的，都是为了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而这样无怨无悔。人都有充分发展自己的理姓和才华的权利，每个人都生下来平等，都享有某些与生俱来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获得幸福的权利。这里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实行的是更加开放的经济政策，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唯一要务，在这里人们能过上“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能生活在“更加公正、更加和谐”的社会之中。在这里试字当头，闯字当先，人人敢于实践、勇于探索，只要是金子就能发光，只要是人才就能找到用武之地。在这里没有那么多的规矩要遵守，没有那么多的习俗要遵从，更没有动辄是压迫心灵的社会舆论，随处是分裂人格的三纲五常，人就是人，物就是物，泾渭分明，各得其所。人人都有言论自由和公平竟争的权利，人人都在“自由、平等、友爱”中谋求发展。怪不得红莲要丢下自己只身来这里淘金，怪不得红莲要瞒着家人甘愿来这里做个打工妹。

  杜若一步一趋地走到华强北商场门前，这儿是深圳最繁华的一爿处所，临街车马盈门，人头攒动，是有钱的白领，有闲的蓝领，既少钱又少闲的打工仔、打工妹游乐闲逛的地方。杜若两眼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