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财富》杂志亚洲区记者刘易斯·克拉尔，大胆断言红港前途黯淡，赤裸裸昭示那句：it’s over.

  2001年，《时代》杂志提出一款见解，针对回归后经济低迷，复苏乏力的红港，问了那句：is it dying？

  城市的兴盛消亡，并非一朝一夕。

  也不是几本杂志发出一些灵魂拷问，就能道明真相，还原事实。红港有一位特首曾先生，曾经把这两本杂志放在自己办公室醒目处，以示jing惕。

  这个世界，哪管你什么主义，何等流派，街市师奶都知道一个真理——

  谁声大，谁话事。

  不想被人唱衰，就要把对方的声音盖过去。

  2002年，红港首次暂停土地拍卖。

  楼价吃了泻药，地产发展商资金无法回笼，怨声载道，开不出更高的价钱购买新地皮。阿爷一拍脑袋，不卖也比贱卖好，索性囤地。

  但这个超级富豪的孵化器也只是短短停了九个月。

  地产作为财政收入，在红港占比即将突破17%，连世界大都会纽约都未能超过6%。这已经不是一个产业，这是一味瘾。

  没人能戒得掉“钱瘾”。

  2003年11月，深水埗福华街的铭记烧鹅濑，关门大吉。

  在谢恩铭决定收档的前一个月，他贴了一张告示在店内的显眼处。红底黑字，路过街坊差点以为他又生了个孙子，要摆满月酒。

  走近一看，【旺铺转让】。

  深水埗没有进行旧改。

  sars却在红港疯狂肆虐。

  有人戴三个口罩出门挤小巴。保住这份工，与保住这条命之间，很显然，大多数人是没得选的。

  观塘区淘大花园随着感染人数的增加，楼价跌穿地心，50万买一套2房1浴，还是港币。时光倒流到2002年，没人能想象红港有楼盘敢叫出这种价码。

  食肆大面积倒闭。

  失业率稳升不降。

  所有人以为病毒会杀死自己，但病毒并不知情。它横冲直撞，大摇大摆，催生一切问题，暴露资源分配不公，不过是本能地想找个宿主寄生。

  它只是一个病毒。

  2004年，内地与红港签订cepa（紧密贸易）协议，27个重要领域放宽红港进入内地市场的准入条件，红港终于触底反弹，楼价拐点出现。

  专家说，政府有看不见的手在调控经济市场。病毒也有一只手，叫作“罪魁祸首”。

  事后大家想想，一定是sars的错。

  民怨总要有个出口吧。

  也不能一直骂董先生，因为他准备辞职卸任了。

  2005年9月，迪士尼乐园盛大开幕，那首《他约我去迪士尼》在次年风靡全港。

  程珊获得第一个国际奖项那天，程真给她办了个温馨派对。

  吾家有女初长成，她已亭亭玉立，参赛舞曲任君选择，只是程珊不再跳那首伤春悲秋的《梁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