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事情则是在崔可夫同志的前贴身大秘普京同志负责的‘泰纳线’输油管道的后续安置赔偿上。按照原先的计划输油线路如果通过的地方有人员聚居的话将会把这些人迁移到其他合适地方，‘泰纳线’项目组则会根据苏联政务院、最高苏维埃制定的相关赔偿标准对迁移人员进行赔偿。

  而让人恶心的事情就发生在赔偿过程中，负责赔偿发放的同志伙同当地党委、政务院的工作人员侵吞、瞒报赔偿数额，在给迁移人员建设新的聚居地的时候也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最终贪污侵吞赔偿款项超过800万卢布，当地的人民从某些渠道得到了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之后立刻将事情举报到了普京同志那里。后世素有铁血手腕的普京对那些人自然是不会有任何的客气，有20多个官员被普京同志送进了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享受长期的饭票。

  第三件事情是一起交通事故案，亚美尼亚共和国的一位官二代酒后驾车将路过当地一所大学门口的时候将一对情侣飞车撞倒，年轻的小伙子当场死亡，他的女朋友也收了重伤被送往医院，抢救后总算是保住了一条性命。在对这个肇事的官二代进行责任追究的时候亚美尼亚当地的负责部门是出工不出力反而帮助那个肇事者想要把事情压下去，后来因为民愤重大在强大的外界压力下不得不按照法律法规进行逮捕调查，可是随后这位官二代在被当地反元审判的时候还是轻微处罚，仅仅是在监狱中度过短暂的3个月即可两位遇害人的家属对此非常不满，也进行了多次的举报、反映，但是就是没有人站出来对其进行帮助。最后还是亚美尼亚苏共党委的一个代表听闻此事后收集了材料借助这次的党代会上报给崔可夫这个苏共总书记，相比如果不是这位党代表‘横插一杠子’这件事情也许就没有翻盘的那一天。

  从会场返回克里姆林宫的道路上崔可夫头脑中一直在想着这3个看似‘微小’的事情，从中可以明白的看出现在苏联政府在执政信息透明、对关乎人民切身利益的事情通报上还有着巨大的不足，最起码如果在进行类似赔偿、土改试点之前就通过互联网、移动手机短息、邮件等方式将赔偿标准、改革方案等事情全部通知相关人民的话这样的事情绝对可以避免很多，下面的工作人员因为人民的知情就会感到巨大的压力即使想有什么举动估计也会增多很多。

  “不，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崔可夫的大脑冷静的思考着其中的各个环节，“对政府和官员的监督还算是做到了，但是关于举报、向上反馈呢？如果下面的人民在利益受到侵害之后都没有一条有效的反映自身问题的地方再多的透明方式又有什么用？下面的人还是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更大规模的改革即将到来必须在此之前就将这个隐患进行排除，不然等更多的改革政策向全国全面铺开的时候天知道那些已经被利益蒙蔽了心灵的贪官污吏们会干出怎样的事情来。而且本来苏联特权阶层的问题就比较严重，如果再在改革中不对特权阶层进行一定的限制的话，那么特权阶层和普通阶层的矛盾将会异常尖锐、”崔可夫想到这里心中已经是冒起了一股寒气，“到时候矛盾要是解决不好的话在某些有心人的利用下足以化成一颗炸弹，将这个看似强大的苏维埃炸的粉身碎骨”

  发现问题严重性之后崔可夫并没有急着在党代会举行期间做出什么举动来，毕竟党代会上表决的事情都是提前商议好的，突然拿出大举动来并不是那么容易沟通好。而且做这种事情也不一定要通过党代会肯定，一定要党代会肯定的话反而阻力会大一些，不管怎么说崔可夫所要进行的一番举动都是在限制特权阶层的利益，他们焉能不反对？

  3月2日，崔可夫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