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关注的是告祭文中本应写作“安丰韩林儿”的地方写成了“安丰刘福通”，所以他说“盖讳之也”。潘梗章关注的是告上帝文中提到刘福通之名这一事实，因此他说“福通盖非死于珍者也”。因此即使承认告祭文中有隐讳，这也不能成为开脱朱元璋的理由。应该看到，刘福通是龙凤政权的丞相，朱元璋又出身于红军，对于刘福通之死，朱元璋同样需要隐晦，然而事实上在告祭文中却没有隐讳。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可能在于:既然韩林儿之名必须隐讳，如果再将刘福通之名隐去，此事便没法记了。于是只好避重就轻，只言刘张士诚围安丰，福通请救，太祖亲赴援之，先常遇春引兵至福通，不提韩林儿。

  除了潘柽章指出的以上两方面，“安丰说”还存在另外两个明显疑点。

  其一，吕珍如果能够杀死刘福通，他为什么没有同时杀死韩林儿?在龙凤政权中，韩林儿是皇帝，刘福通是丞相，韩林儿的地位至少在名义上比刘福通高。当安丰受攻时，韩林儿、刘福通二人皆在城中。摄诸情理，吕珍若能破城杀死刘福通，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韩林儿，即使不将其杀死，至少也会将其带回去请功。然而结果却是韩林儿既未被杀，也未被吕珍所俘，反而被迟列的朱元璋带回了滁州。如果相信“安丰说，‘，这种现象实在没法解释。

  其二，《元史》为何不载此事?刘福通在元末是个著名人物。对于这样的人物，明朝洪武年间修的《元史》中理应对其结局有所交待。然而《元史》记韩林儿、刘福通，只记至至正十九年元军攻占沛梁。“刘福通奉其伪主遁，退据安丰’，便没了下文。《元史》这样记，显然不能用作者的疏忽来解说，当时参预修《元史》者水平皆不低，不该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于是最合理的解释便是要隐讳。然而隐讳什么呢?很明显，只有刘福通之死与朱元璋有关，才有隐讳的必要。倘若刘福通之死与朱元璋毫无关系，朱元璋只是未能来得及救他，据实直书不仅不会对朱元璋的声誉有什么损害，反而更能说明他的仁义。有这等好事，明初君臣又何乐而不为呢?

  对于我们而言，既然已经知道《明太祖实录》记载刘福通结局的文字有诸多疑点，那么对荃于此文字的“安丰说”，又怎么能够轻易相信它就是实情呢?

  ，刘福通死于瓜州渡的具体原因，依(庚申外史》的记载是，’遇风浪掀舟没”，属于意外事故，而在宁王朱权奉敕编撰的《通鉴博论》中，则是被人为地淹死。该书卷下1载:“是岁(按指至正二十六年)，廖水忠沉韩林儿于瓜步，大明恶永忠之不义，后赐死”。二者相较，应当说《通鉴博论》的说法更符合情理，当为真实历史的反映。之所以这样讲，乃是因为，如果韩林儿果系死于意外事故，朱权奉软编撰《通鉴博论》，没有必耍将此事“栽赃”到廖永忠头上，因为这样势必会使朱元璋摆脱不了干系。至于《通鉴博论》在这里只提到韩林儿，并未提刘福通，则可理解为是出于文字省略，因为从《庚申外史》的记载看，刘福通此时是与韩林儿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应当都是被廖永忠沉舟淹死的。

  《明太祖实录》在靖难以及朱棣登基等方面的失实，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至于该书中隐讳朱元璋的过失和恶行，亦包括很多方面，而掩盖朱元璋与龙凤政权的关系，则为其中最突出者之一。该书中不记至正二十三年后韩林儿的情况，对朱元璋及其父祖曾受韩林儿封号亦讳莫如深，便说明了这一点。具体到刘福通结局问题上，也可发现明显的隐讳之处。例如，该书记吕珍杀刘福通的文字为“杀福通等”，从书中自从记载了此事之后绝口不提韩林儿来看，这个“等”字应当包括了韩林儿。然而韩林儿又确实未死于安丰。这一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