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的学习，史称崇祯皇帝“英敏笃学，诸经史毕览。书经大全、春秋、性理大全、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补、贞观政要、皇明宝训、帝鉴图说、廿一史等书，皆命司礼监提督，又将经厂印贮之书查进备览”。明朝皇帝除了自己注意学习“二十一史”以外，还希望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学习“二十一史”，尤其是那些亲王重臣，希望他们学习历史上的治国经验以及应该如何做好一个大臣等等，因此，明朝皇帝常常将“二十一史”赠送给亲王重臣，让他们认真学习“二十一史”等等。如，崇祯八年（1635年），崇祯皇帝就曾“赐唐王《祖训》、《会典》、《五经》、《四书》、《二十一史》、《通鉴纲目》、《忠经》、《孝经》”，让唐王认真学习《二十一史》等书。

  在皇帝的倡导下，“二十一史”的信誉在社会上急剧飙升，学习“二十一史”逐渐成为社会风尚，何良俊“二十年惟闭门读书，虽二十一代全史亦皆涉猎两遍”。蒋德璟“其谈古事则述二十一史如黄河泻水”，成为人们学习“二十一史”的典范；曹学佺“旁通天文、禅说、字说、语录、二十一史”，也受到人们的青睐；陈际泰“尝黙二十一史，不三月而成”，成为学习“二十一史”记诵超群的智慧象征。不懂“二十一史”则成为不学无术的代名词。于是，形成了“士大夫遂家有其书，历代之事迹粲然于人间”的局面，就连诸士奇在清兵入关、仓惶逃亡日本之时，也没有忘记带上“二十一史”，足见人们对“二十一史”的重视。

  明代自从嘉靖印行“二十一史”以后，不仅国内形成了学习“二十一史”的热潮，就连日本、安南等国也十分珍视“二十一史”。史书记载，“日本自宽永享国三十余年，母后承之，其子复辟，改元义明，承平日久。其人多好诗书、法帖、名画、古奇器、二十一史、十三经。”说明“二十一史”在日本很受重视。明末清初思想家朱之瑜在清兵入关之际，“不甘剃发从虏”，客居安南，曾和一位只会写汉字不会说汉话“不知是何官职”的知识分子讨论古文义理，期间，朱之瑜曾“问云‘尊府古书多否’？答曰：‘少少足备观览’。余问《通鉴纲目》、《前后汉》、《二十一史》、《史记》、《文献通考》、《纪事本末》、《潜确类书》、《焚书》、《藏书》及《古文奇赏》、《鸿藻》等书，答云：‘俱有，惟《鸿藻》无有’。”说明，“二十一史”在安南也比较流行。

  明朝确实有有识之士意识到把辽金史的正统性认定下来，在边患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对整个国家意识形态带来的巨大隐患，试图“颠覆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主张重修《宋史》，否认辽金的正统地位，但他们的主张和建议并未得到朝廷的支持，他们主张重修宋史的活动虽然轰轰烈烈，均属于私人修史性质，说明朝廷的主流士人、官员以至皇帝不赞成“颠覆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到了明朝中期，试图“颠覆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形成**之时，明廷并没有受这些试图否认辽金正统地位思潮所左右，仍然承认“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并进而将辽金二史列入中国正史序列之中，正式形成中国正史“二十一史”之说，明确地表明了明廷赞成辽宋金“各与正统”地位的态度。

  在明朝政府主张的“二十一史”之说形成以后，很快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接受并迅速传播开来，一些士人不但认真学习和研究“二十一史”，而且用“二十一史”做为自己著作的名称，说明“二十一史”之说包括辽宋金“各与正统”的思想认识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应该说，朱元璋时期，认可辽金史的正统性或许有政治考虑，毕竟大力宣传民族划线，不利于分裂北元和蒙古其他部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