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其诸物，予料爱塔不能自存，必至逃亡。爱塔果逃。”（《国史院档》上，198页）由此可见，刘爱塔反正的主要原因是当汉奸当得并不舒坦，甚至当时在代善身为大贝勒很可能登位的前提下，刘爱塔继续在后金的结局是非常难说的，所以才起了逃窜的念头.

  当后金两次出兵攻明时，刘兴祚“俱遣人先报”，使之“得以为备”。最后，痛下决心，于崇祯元年（天聪二年，1628年），抛下老母妻孥，以**之计，逃出后金。归明后积极投入抗金斗争，但此时的袁可立已离开登莱，毛文龙怀疑因为刘爱塔是努尔哈赤的女婿，怕他是后金派出的双重间谍，认为绝对不能重用刘兴祚.

  “文龙死，归袁崇焕，皆悒悒不得志。”（钱谦益《特进光禄大夫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直到后来袁可立的好友孙承宗重回辽东，才给了刘兴祚“用武之地”。次年，官至副将，掌管皮岛事务。不久奉命率兵赴永平，与后金激战中阵亡。

  刘爱塔明面的资料就是这些了，看上去是毅然反正的好汉，但是毛文龙对他的怀疑是非常有道理的，毕竟刘爱塔虽然反正，却没有造成后金的重大损失，又是努尔哈赤的女婿，对他的控制使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就像抗日战争事情，一个身为天皇女婿的中国人反正，没拿出大的成果，显然要控制使用——其实就算是此人给日本造成重大损失，任命为一线部队的指挥官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而这种事情，恰恰在袁崇焕手里出现了.

  毛文龙被袁崇焕假传圣旨杀死之后，为了掺沙子，任命刘爱塔为东江的副将【仅次于总兵的高级武官，事实上在东江镇被分营的前提下，刘爱塔是和名义上的总兵权力相差无几.】崇祯元年刘爱塔逃离后金至皮岛，其余几兄弟也随后分批逃离后金，投奔皮岛毛文龙和宁远的袁大人。其中刘兴基（老三）于崇祯元年九月从海上逃抵宁远,并追随袁大人，刘氏其他几兄弟则先后至毛文龙处。

  但刘兴祚并未真心归顺明朝，在逃到皮岛后又做后金的奸细，在《满文老档》收录的所谓“毛文龙书信”中，最后一封里即第七书里其实有隐藏着的第八封“书信”，因为第七封书信里最后一段文字明显不是毛文龙写的，该“信”就是刘兴祚再成为汉奸铁证。

  在该段文字称：“毛总兵官在彼欲降之心，半真半假……以我观之，汗心犹豫而狐疑，又谓毛总兵官放恣，初无定心，后被牵累，事不易结等语。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我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

  此人自称“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是自我暴露身份的铁证。毛文龙死后袁大人即“分付将东江兵二万八千分为四协，杀其父用其子，以毛承禄管一协兵，以旗鼓徐敷奏管一协兵，还有二协，东江众官保游击刘兴祚、副将陈继盛二员管之。”由此可知，当时刘兴祚虽管一协，但却只是个“游击”不是“副将”，但统领一协是一个副将才能担当的职务，而信中所述也是“升为副将职”，而非“升为副将”，一字之差显露了这个诬告毛帅的汉奸身份。更为有力的证据来自《崇祯长编》卷36和卷37,以及周文郁的《边事小纪》卷2和卷4中，里面分别有“参将兴祚原管东江前协副将事”字样，从“事实”和“行文”两方面证实了那个“升为副将职”之人就是“管东江前协副将事”的“游击刘兴祚”。

  [转自铁血社区bbs.]

  这段文字后面又有：“负恩逃来……”字样，毛文龙怎会是从后金“负恩逃来”的？而刘兴祚则确实是从后金叛逃而来，再一次印证了写信人却为刘兴祚而非毛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