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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世界杯时,有一半的巴西人都吃不饱肚子,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识字。我跟弟弟妹妹就属于那些赤着脚走路的那一半巴西人。这种不公平源自我们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而到我为止,我们家脱离奴隶身份才刚刚三代人。

  多年之后,在我退役之后,我见到了伟大的纳尔逊·曼德拉,在所有我获准会面的人当中——教皇、总统、国王、好莱坞影星等等,他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曼德拉对我说:“贝利,在南非,我们有太多人种,有太多语言。而在巴西,你们的资源那么富饶,还只说一种语言,葡萄牙语。为什么你的国家还是不富强?你们国家为什么不团结?”

  当时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现在也找不到确切的答案。但在我这一生中,在这73年时间里,我目睹到了进步。我知道我们会不断进步,因为我看到了它的开始。

  是的,人们可以咒骂1950年7月16日这一天,只要他们喜欢。我能理解,因为我也这样做过。但在我记忆中,这是巴西人的心第一次凝聚在了一起。那一天,整个国家的人都围聚在收音机旁,一起欢呼,一起痛苦……第一次,整个国家心气相投。

  那一天,我们开始发现足球的真正影响力。

  我关于足球的最早的记忆,其实是街头临时拼凑的踢球游戏:低矮的砖房、坑坑洼洼的泥土路,进球,欢呼,在冷冷的空气里大口喘气。我们一踢就是几个小时,直到踢得脚疼,太阳下山,母亲叫我们回家。没有高档的球具,没有昂贵的球衣,只有一个球——或像球的某样东西。而这都无法掩盖这一运动的魅力。

  我对足球的一切知识,最早来自我的父亲——若昂·拉莫斯·多·纳西门托。跟几乎每个巴西人一样,人们都记不住他的本名,而都叫他的绰号“唐丁霍”。

  父亲出生于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州一个小镇,小镇的葡萄牙语本意为“大矿区”,因为在殖民时期这里曾发现了大量金矿。父亲与母亲塞莱斯特相识时,他仍在服兵役;母亲那时还在上学。他们结婚时母亲15岁,16岁时就怀上了我。他们给我取名叫“埃德森”,为的是纪念托马斯·爱迪生,因为在我出生的1940年,电灯刚刚出现在我们的小镇上。父母对其深为震撼,就决定以他的名字给我取名,以此来向他表示敬意。结果却是,他们漏掉了名字中的一个字母;但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名字的。

  父亲认真对待服兵役这件事,但他真正热爱的是足球。他身高约1.83米,身材比一般巴西人都要强壮,在他那个年代尤其如此,并且,他的球技非常好。他高高跃起,头球得分的能力很强,曾经在一场比赛中攻入5个头球。到现在为止,这仍是一项全国纪录。多年之后人们会夸张地说——贝利在巴西唯一没有打破的纪录就是他父亲保持的!

  这不是巧合。我相信,父亲本能成为巴西足球史上的伟人之一,但他没有得到证明自己的机会。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正在米纳斯吉拉斯州一个名叫“trêscoracoes”(特雷斯科拉松伊斯)——意为“三颗心脏”的小镇参加半职业联赛。说实话,他们的境况很不好,因为只有少数几个精英俱乐部的薪水还算不错,其他大部分俱乐部都穷得叮当响。所以,足球运动员总背着一种耻辱,就像舞蹈家、艺术家等职业——其从业者追逐的是热情,而非金钱回报。我们家在不同的城镇间漂泊,父亲在哪里踢球,我们就搬到哪里。曾经有一年的时间,我们全家住在一个旅馆里——那种与豪华毫不沾边的旅馆,后来我们常常将其当成笑料,说那是个供球员和差旅商人、流浪汉落脚的零星级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