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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低头盯着双脚,笑着。

  “踢这里。”他说着,指着家里墙上的一个点。

  如果我踢出的球击中了目标,他就会咧嘴一笑,接着又沉下脸来。

  “很好!换另一只脚!”

  砰!

  “用头顶!”

  砰!

  就这样,一连好几个小时的练习,有时直到夜晚,就我们两个人,我和他。这些都是足球的基本功:盘带,射门,传球。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机会到镇上的球场里练习,就找块空地练起来:家里的小院子、外面的街道(即鲁宾斯·阿鲁达大街)都是我们练球的场地。有时候他给我讲自己比赛的经历,有时候则是给我演示学来的或自创的动作。偶尔他还会给我说起他的哥哥,父亲说,他哥哥是一个中场球员,得分能力比他还强,但在25岁就去世了——纳西门托家里又一个前途无量却中道夭折的惨剧。

  大多数时候,我们就是在练球,学习足球的基本技能。回头想想,有些练习十分有趣,其中有一个就是将足球挂在树枝上,我一连几小时用头顶它。但跟父亲教我如何用头将球顶入球网的技术相比,那就是小儿科了。他会双手抱球,用它一遍遍砸我的前额,嘴里还说:“别眨眼!别眨眼!”他的观点是,要想把头球练好,首先就是在顶球时睁着眼睛。他甚至对我说,只要是在家里闲着没事,就要拿球自己砸自己的头。我听他的话,就这么做了,现在想想,当时的样子一定很滑稽。但是,很显然,父亲认为这种练习是非常重要的。他是对的,这种训练使我在职业生涯中获益匪浅。

  除了头球,父亲还重点让我学会两种技能:一是在控球时将球控制得离身体越近越好;二是不管什么动作,双脚要做到同样好。

  为什么他要重点强调这两个技能?也许是因为我们受到练习场地的限制——巴鲁的街道、后院、小巷等等。也许父亲意识到我瘦小的身材。成年后,我的身高只有1.70米,即便在那个时候,我的身高也算是比较矮小的。所以,跟父亲不同,我在球场上没有身体优势。如果我不能将对手撞开,不能比他们跳得更高,那我脚上的技巧就得比他们更好,我得学会将球变成身体的延伸。

  说实话,父亲教我这些其实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因为母亲很不愿意她的长子成为一个足球运动员。在母亲看来,足球就是一个死胡同,是一条通往贫困的道路。她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无微不至地照料着全家人。而当家里充斥着梦想家时,她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她想让我把空闲时间都用在学习上,用知识去改变命运。从过去到现在,她一直就像是坐在我们肩头的天使一样,总在鼓励我们去做正确的、高尚的、有益的事。她想让我们所有人过得更好。所以,开始那几年,每当她逮到我踢球,就会痛骂我一顿。有时候比这还厉害!

  母亲良苦的用心阻挡不了父亲和我。她又能做什么呢?我们父子二人都中了足球的魔咒。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仍是在小院子里练球。母亲走到旁边,双手叉腰,听天由命般长叹道:“嗯,真好,又把你的大儿子拉进去了。等他吃不上饭的时候,可别跟我抱怨说后悔没让他学医、学法律!”

  父亲则抱着她的腰,笑着答道:“别担心,塞莱斯特。等他把左脚练好,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

  体育梦破灭的父母转而去训练自己的儿女重走自己的道路——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也常常伴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