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里还提到，俄国曾有一位叫做彼得的君主，一生追求富国强兵，夙兴夜寐，励精图治，其后世历代君主也以逐鹿欧洲为目标。既然如此，我们倘若与俄国联合，一样可以使欧洲各国自相混战。这样一来，我们推行‘新政’不会受到外部干扰，岂不更好？这些道理，我想你一定想得通。但是，你不这样做，也一定自有你的道理。我问你，也不过是想一解心头之惑罢了，并无其它意思，你不要误会才好。”

  张继搓搓手，眼神有些迷茫，好像心中在痛苦挣扎一般，半晌，张继才开口，语气却甚是低缓沉重：“中堂大人，您心中虽有疑虑，却仍然放心大胆地让我参赞机务，这份信任张继感激万分。‘国士遇我，国士报之’，就算您今天不问，我原也打算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向您表白一切的。”

  张继顿了顿，斟了一杯酒，一饮而尽，说道：“您刚才分析的一点不错，如果我去游说普鲁士或者俄国，可以起到牵制英国使其罢兵甚至坐收渔翁之利的效果。但是，我并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在咱们赶赴京城的那几天里，我想明白一件事情，一件关乎我们能否成功推行新政、我泱泱中华能否再铸辉煌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大清需要一场战争，一场最终赢得胜利却又赢得异常惨烈的战争。”

  张继看了看曾国藩，他已经听得呆住了，于是继续说下去：“自高宗皇帝早年平定大小金川以来，我大清承平已久，看上去物阜民丰，百姓安乐。然而，这盛世的表象之下却埋藏着深深的隐忧，政治，军务废弛，土地兼并日甚，贫富差距渐增。所以，迫切需要推行‘新政’，一整这数世积累的‘颓风’。然而，道光二十二年和咸丰十年，我大清两次大败于英吉利，这实在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原来我们是以‘天朝上国’自居，不屑与洋人打交道。经过这两次失败，很多人又变得‘畏洋’、‘恐洋’，不敢与洋人打交道。我之所以说我们大清需要一场最终赢得胜利却又赢得异常惨烈的战争，就是因为，这样一来，既能让那些仍然沉迷于‘天朝上国’迷梦之中的人明白我们外国的差距，认识到推行‘新政’的意义。又能使那些‘畏洋’、‘恐洋’重新树立起民族复兴的信心。同时，还能让那些对‘新政’持观望、反对态度的守旧派官员感受到推行‘新政’的实际效果。”

  曾国藩沉默半晌，幽幽道：“你的想法确实有道理。但是，换做是我，即令想通了这一层，也未必会这么做。第一，这场战争英吉利恐怕是倾全国之力来进行一场豪赌，即便赢了，我们的牺牲也绝不会小；第二，我们的胜算究竟有多大？如果失败的话，我们就是万劫不复了。”

  张继又默默饮尽一杯酒，缓缓道：“中堂大人，说句良心话，用这条计策来推动朝廷和国人认可‘新政’，确实是毒辣了些，有损阴德。但是，我实在找不到能更快、更有效地实现这一目的的计策。我知道我们会有很大的牺牲，无论是人力方面，还是物力方面。但是，我们没有选择，我们不得不如此。西人有句谚语，‘欲求文明之幸福，必经文明之痛苦’，我们也必须去经历这切肤之痛。如果有错，错在张继一人；如果有罪，罪在张继一人。有朝一日，等到‘新政’推行成功，我一定会向天下谢罪。”

  曾国藩不再多说话，轻轻拍了拍张继的肩膀，将手中酒杯与他碰了碰，随即一饮而尽。

  张继也不再多说话，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曾国藩坚定地说道：“松涛，如果有错，曾某陪你遗臭万年；如果有罪，曾某陪你同赴西市。你累了，就在我这里好好歇歇吧，下午醒来咱们还得再一起研究一下作战方案，尽量减少一些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