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文学》，两位主编热情接待了我，答应研究研究再说。

  从此，我数次奔走《女子文学》编辑部，他们时而答复连载，时而计划增刊，后又赶上精减刊物，《女子文学》存亡未卜，一拖就是半年多，最后也给…枪毙…了。

  我又背上稿子去北京、天津等地找关系，托门子，请客送礼，四处攻关。

  记得一次我在本市买了几轴字画，又拉上那些关系们到省城撮了一顿，一算帐，271元，那时可是天文数字。钱不够，一位朋友替我把工作证押上。第二天我又专程去省城送欠款，才把朋友的工作证赎出来。

  历经辗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终于与我们达成了出版意向。

  小说署名风波：

  当出版有了眉目时，我开始向有关部门咨询小说的署名问题。这些文艺界领导，有的看过康素珍资料，有的听我说过康稿情况和编辑程度，都做了口头或书面答复，认为自传署三人名字可以，以她的素材改编小说就不同了，应属再创作，只消在前言或后记写明她的贡献，出版后给她一定报酬就行了。

  我仍不放心，又去省版权处查找有关文件，该处送我一本1985年印发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实施细则》，其中第十条原文如下：…

  民间文学艺术和其它民间传统作品发表时，整理者在前言或后记中说明主要素材提供者，并向其支付报酬，支付总额为整理者所得的30％…40％…

  我将这个意见告诉了康素珍。

  康素珍想不通，便去找政协反映问题。

  领导对此事非常重视。经协调，1987年12月1日在政协、宣传部领导主持下，我们三人达成一份协议，决定所有作品均署名：康素珍记述，我和合作者编著。

  这场为时不长的分歧到此应该冰消瓦解了，万没想到，它像一根导火索，引爆了一连串明枪暗弹。

  新闻媒体的恶性炒作：

  1988年初，省报一个记者来辛集采访康素珍。不久，《四川日报》发表了该记者的《风尘女子写风尘》，《建设日报》发表了《半百老太挥椽笔，土坯房里写风尘》，《文汇报》发表了《饱尝地狱苦，化作风尘泪》……这些爆炸性新闻顿时轰动了全国，都是写康素珍如何艰苦著书，只字没有提到我与合作者的创作。当时，我们安心著书，没有理会媒体的炒作。

  各地给康素珍的来信如雪片纷飞，颂扬的，诉苦的，求偶的，认亲的，寄钱的，索款的，半年之中，康素珍便收到了一百多封来信，她成了全国妇孺皆知的名人，开始飘飘然起来。向接踵而来的记者大谈我们的署名之争，俨然成了一个上当受骗的可怜人。

  据康素珍事后说，当时辛集市的…红眼病者…给她吹风点火，说领导主持签订的那份署名合同是康的…第二张卖身契…，康素珍对我们更加耿耿于怀。

  不久，天津《今晚报》两个记者通过乡政府找到康素珍，说要给她写纪实文学，还要在《今是报》连载她的作品，康好不激动，与他们谈了半天。

  这天下午，康素珍领着两个记者来我家，二人要求连载我们的稿子，稿费从优，连载后仍可出书。我说：…对不起，我们整理的稿子已交出版社，近期即将出版…他们追问是哪家出版社，因出版社事先有约，让我们三人暂且保密，我未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