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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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毛泽东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毛泽东认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之所以写得不好，除了社会主义建设时间比较短这种客观原因之外，从主观上讲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教科书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那么多人合写，写作的水平和风格都不一样，写不出好的著作，最好的写作办法是以一个人为主找几个助手帮助；其二是没有哲学头脑写不出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谈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很大的毛病是形而上学，不懂辩证法。他说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政治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非常重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历史分析原则和从经济事实出发的原则。在“5·17讲话”中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思路，是对毛泽东的这一方法论原则的继承和发展。这个总体思路是：“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理解习近平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总思路时我们还可以回顾毛泽东在延安时的一段话，毛泽东的这段话讲的是如何研究党史，但对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有指导意义。这个思路的本质是号召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以中国为中心”，要“以中国为立场”。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针对当时我们党在认识论上的教条主义取向，以研究中共党史为例提出了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他说：“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 ‘古今中外法’……所谓 ‘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 ‘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70多年过去了，用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来观照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状况，从方法论的层面来说，不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吗？毛泽东把这种方法叫作“古今中外法”。他讲的是怎样研究党史，实质上讲的就是怎样做学问的问题。他解释说，古就是过去，今就是今天，中就是中国，外就是外国，而且他说相对于延安来讲，其他地方就是外，相对于你自己来讲，其他人就是外。也就是说，不管你研究什么问题，不管你研究的是中国还是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首先是有立场的。我们在基层工作的时候，把立场叫作“屁股决定脑袋”，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屁股要坐在中国身上”。在“5·17讲话”中习近平又一次指出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立场问题，他说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有立场的，号召大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做学问，为人民做学问。所以他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我们做学问是为人民做学问。
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真正的破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过程中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各方面得以深化。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中使各方面得以拓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为什么说邓小平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四是毛泽东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毛泽东认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之所以写得不好，除了社会主义建设时间比较短这种客观原因之外，从主观上讲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教科书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那么多人合写，写作的水平和风格都不一样，写不出好的著作，最好的写作办法是以一个人为主找几个助手帮助；其二是没有哲学头脑写不出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谈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很大的毛病是形而上学，不懂辩证法。他说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政治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非常重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历史分析原则和从经济事实出发的原则。在“5·17讲话”中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思路，是对毛泽东的这一方法论原则的继承和发展。这个总体思路是：“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理解习近平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总思路时我们还可以回顾毛泽东在延安时的一段话，毛泽东的这段话讲的是如何研究党史，但对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有指导意义。这个思路的本质是号召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以中国为中心”，要“以中国为立场”。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针对当时我们党在认识论上的教条主义取向，以研究中共党史为例提出了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他说：“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 ‘古今中外法’……所谓 ‘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 ‘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70多年过去了，用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来观照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状况，从方法论的层面来说，不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吗？毛泽东把这种方法叫作“古今中外法”。他讲的是怎样研究党史，实质上讲的就是怎样做学问的问题。他解释说，古就是过去，今就是今天，中就是中国，外就是外国，而且他说相对于延安来讲，其他地方就是外，相对于你自己来讲，其他人就是外。也就是说，不管你研究什么问题，不管你研究的是中国还是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首先是有立场的。我们在基层工作的时候，把立场叫作“屁股决定脑袋”，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屁股要坐在中国身上”。在“5·17讲话”中习近平又一次指出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立场问题，他说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有立场的，号召大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做学问，为人民做学问。所以他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我们做学问是为人民做学问。
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真正的破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过程中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各方面得以深化。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中使各方面得以拓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为什么说邓小平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