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的经济体制将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转换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要建立与这个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微观基础和宏观调控体系。这种经济体制转轨的需要激发了中国经济学界进一步研究、介绍和应用西方经济学的热情。因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内容正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实践和经验总结的产物。中国既缺少市场经济实践，也缺少市场经济理论，西方经济学正好可以供我们学习、研究和借鉴。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使得我国经济学界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学界关注和讨论的问题很多，但是从基本理论上来看主要关注这么几个问题：一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市场经济能否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如何结合；二是如何认识市场经济的性质、优缺点和运行机制，它与计划经济有什么区别；三是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如培育市场体系、完善市场价格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由于要回答这些问题，所以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学界更多地介绍和应用西方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产权经济学、企业理论以及对市场经济制度进行正面论述较多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货币主义。其中，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是重点问题，也是难点问题。无论是搞西方经济学的还是搞政治经济学或其他学科的学者都在研究这些问题：市场经济能否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如何结合？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创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说，西方经济学论著中也没有，理论上都是空白。中国的伟大实践又一次走到了理论的前头，突破了理论的框框。我们要建立的正是现有的理论中所没有的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我们在经济学理论上怎么认识、怎么解释这种创新的经济体制？所以这个问题是当时经济学界讨论的一大热点问题。如何认识市场经济的性质、优缺点和运行机制？它和计划经济有什么区别？这也是当时大家所讨论的。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比如如何培育市场机制、完善市场体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研究、思考这些问题时许多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多地去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文献、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这使得介绍和应用西方经济学的声势不断扩大，甚至一些讲授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也来研究西方经济学，一些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的博士生到高校工作以后也不教政治经济学了，而是改行从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这一切似乎表明风气在开始变化。也就是在这个阶段，“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呼声被提出来了，一些学者重新强调“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抵制西方经济学的呼声随之高涨。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这三个阶段是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走过的三个阶段相对应的。我国的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再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转变也经历了三个阶段：以批判为主的阶段，批判与借鉴相结合的阶段，以应用为主的阶段。相应地先后对西方经济学有了三种界定或三种提法：庸俗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对西方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