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部分
作品: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
作者:李银河
内容简介:
从人本主义的角度,人类的性与爱不仅不是低俗的品性和行为,而且是很崇高的;不仅不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而且是很重要的。
原因就在于性与爱同人的自我有着极其重大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一种文化重视人的自我,它就会重视性与爱;如果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轻视人的自我,它就会轻视性与爱。 本书是作者为研究涉及女性感情与性生活各个方面的一些基本事实而写的采访录。让女性在了解自己的同时也要重视自己。
作者采用半结构化的访谈方式,对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这个涉及个人生活史、隐私性很强的领域进行了社会学的研究。这项研究涉及女性感情和性生活各个方面的基本事实,涵盖了女性从初恋到结婚、感情、性、与婚姻关系……
作者简介:
李银河,血型a,1952年2月生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主要著(译)作有:《同性恋亚文化》、《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中国人的性a与婚姻》、《中国婚姻家庭及其变迁》、《中国女性的性与爱》、《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等。
李银河教授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也是当今中国最著名的社会性学家之一,并于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五十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李银河的丈夫王小波是知名作家,著有《黄金时代》《东宫·西宫》等,1997年4月10日王小波在北京因心脏病猝死。
正文
引言
有一种说法:社会学的主流是非理论的。
我大概就属于这个主流。自从在美国学了社会学,就对理论产生了反感,后来就常常感到自己成了“理论上的残疾人”。当然,我不应当拿北美社会学的实证主流为自己辩护,不喜欢理论本是我内心的倾向。
我也不想用自己长大的环境为自己辩护——我总觉得,我生活的前三十年(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人犯了一种“理论过多症”,各种所谓“理论”充斥于我们的生活,连二十岁的大学生都言必称“主义”。记得我在匹兹堡大学的导师、著名历史社会学家许倬云先生有一次感慨地对我说:你们这些大陆来的学生说起话来怎么总爱用些大名词。的确,就像一个人因为吃某种东西太多吃伤了一样,我对理论就有这种感觉。由此你可以知道,当我看到弗雷泽所说的“我确信,一切理论都是暂时的,唯有事实的总汇才具有永久的价值”(弗雷泽,孙珉编,第9页)这句话时,我为什么会对他怀有共鸣甚至是有点感激的心情。
套用毛泽东关于外因内因的说法,上述情况都是外因,内因是我自己总是受到“事实”这个东西的强烈吸引。我做社会学研究,总是带着一种爱丽丝漫游奇境的感觉,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有趣,而且总想像那位小姑娘那样感叹一声:啊,真是越来越奇妙了!一件事,只要不再让我觉得新鲜、闻所未闻,我的兴趣就会立即下降。就因为这个,我做了男同性恋的研究——一个女人做这种研究真是够奇怪的,我一点也不怪很多国内国外的记者一再对我提同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搞这个研究?我猜,他们想听的是“我是个同性恋”或者“我想帮�
作者:李银河
内容简介:
从人本主义的角度,人类的性与爱不仅不是低俗的品性和行为,而且是很崇高的;不仅不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而且是很重要的。
原因就在于性与爱同人的自我有着极其重大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一种文化重视人的自我,它就会重视性与爱;如果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轻视人的自我,它就会轻视性与爱。 本书是作者为研究涉及女性感情与性生活各个方面的一些基本事实而写的采访录。让女性在了解自己的同时也要重视自己。
作者采用半结构化的访谈方式,对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这个涉及个人生活史、隐私性很强的领域进行了社会学的研究。这项研究涉及女性感情和性生活各个方面的基本事实,涵盖了女性从初恋到结婚、感情、性、与婚姻关系……
作者简介:
李银河,血型a,1952年2月生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主要著(译)作有:《同性恋亚文化》、《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中国人的性a与婚姻》、《中国婚姻家庭及其变迁》、《中国女性的性与爱》、《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等。
李银河教授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也是当今中国最著名的社会性学家之一,并于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五十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李银河的丈夫王小波是知名作家,著有《黄金时代》《东宫·西宫》等,1997年4月10日王小波在北京因心脏病猝死。
正文
引言
有一种说法:社会学的主流是非理论的。
我大概就属于这个主流。自从在美国学了社会学,就对理论产生了反感,后来就常常感到自己成了“理论上的残疾人”。当然,我不应当拿北美社会学的实证主流为自己辩护,不喜欢理论本是我内心的倾向。
我也不想用自己长大的环境为自己辩护——我总觉得,我生活的前三十年(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人犯了一种“理论过多症”,各种所谓“理论”充斥于我们的生活,连二十岁的大学生都言必称“主义”。记得我在匹兹堡大学的导师、著名历史社会学家许倬云先生有一次感慨地对我说:你们这些大陆来的学生说起话来怎么总爱用些大名词。的确,就像一个人因为吃某种东西太多吃伤了一样,我对理论就有这种感觉。由此你可以知道,当我看到弗雷泽所说的“我确信,一切理论都是暂时的,唯有事实的总汇才具有永久的价值”(弗雷泽,孙珉编,第9页)这句话时,我为什么会对他怀有共鸣甚至是有点感激的心情。
套用毛泽东关于外因内因的说法,上述情况都是外因,内因是我自己总是受到“事实”这个东西的强烈吸引。我做社会学研究,总是带着一种爱丽丝漫游奇境的感觉,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有趣,而且总想像那位小姑娘那样感叹一声:啊,真是越来越奇妙了!一件事,只要不再让我觉得新鲜、闻所未闻,我的兴趣就会立即下降。就因为这个,我做了男同性恋的研究——一个女人做这种研究真是够奇怪的,我一点也不怪很多国内国外的记者一再对我提同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搞这个研究?我猜,他们想听的是“我是个同性恋”或者“我想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