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星期后她又写道：“我又痛苦死了。我没法给他写信。这本r记不得不成为我难言苦衷的贮藏所。”

  他星期六来了，但与她度过“几小时美妙的时刻”后，他又走了，没说何时再来。“我如坐针毡，觉得他时刻都可能前来。”

  一星期后，她又写了r记，但写得杂乱无章，好像是匆匆忙忙写的，或是有极大的感情压力：“八天没听到他的消息了，我真希望生病才好。为什么我身上就不发生点儿事情，为什么我要忍受这些。真希望不曾见过他才好呢。我绝望了。现在，我要买安眠药了，至少，我能昏昏沉沉，不再去想这么多了……他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不把这笔风月债一笔勾销。”

  几天后，她又为他找借口：他的“政治事务太多”但当他请她到“四季旅馆”去，她的“耐心等待”的决心便烟消云散了。

  “我在他身旁坐了3个小时，却连一句话也不能说。分别时，与先前一样，他递给我一个装着钱的信封。他要能在里边写上一句问候语或一两个好听的字眼，那该多美呀，它会使我高兴的。但这些事儿他就是想不到。”

  到月底，当听到闲言闲语说希特勒已另外找了一个外号叫瓦尔库莉的女人时，她的孤独便成了极度的嫉妒。

  “……我觉得，他不告诉我，这是不公平的。他应该了解我，如果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心已属别人时，我是不会碍手碍脚的。”

  5月底，在绝望之余，她给他写了一封像是哀求的信，之后便在r记中写道：“……如果到今晚10时还得不到答复，我就吞25粒药丸，轻轻地睡到另一个世界去。

  “3个月不给我写一句安慰的话，难道这就是他常向我表白的伟大的爱情吗？

  “就算这些r子来他脑子里装满了政治问题，总能找到一点时间轻松一下吧！去年怎样呢？罗姆和意大利不也给他许多事做吗？但他还有时间给我……

  “恐怕后边还有点儿别的什么。

  “不应我负责。当然不。

  “也许是另外一个女人——但不是瓦尔库莉姑娘，那不像是真的；不过，还有许多别的姑娘呀。

  “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呢？找不到。”

  几小时后，她在r记中最后写了哀怜的几行：“亲爱的上帝，真怕他今天不理我。要有人能帮助我就好了，一切都绝望得可怕。也许我的信到得不是时候。也许我压根儿就不该写。

  “不管怎样，与其要这样捉摸不定，还不如立刻死了好。

  “亲爱的上帝，帮助我吧！让我今天能与他说话吧！明天就太晚了。”

  爱娃·勃劳恩有所不知的是，希特勒收到她的绝望信时，他正在接受手术。几个月来，他一直喉咙发痛。由于讲演多，且又长得没有尽头，他的嗓子沙哑了，而且还发现喉头长有东西。他旧r的恐惧又复活了。据施佩尔说，数月来，他老在谈论菲特烈皇帝三世——死于喉癌。喉咙痛不算，又兼胃痛——也许与青年时？在维也纳患的相类似。他一直在服新巴勒斯妥。很明显，他是服药过度，因为这药含有粘合油。一次，他因此中了毒，惊慌不已，连忙把格拉威茨医生叫来。他诉说头痛、眩晕、耳鸣和重视。5月23r，即元首发表重要外j演说后两天，柏林大学耳鼻喉科主任卡尔·冯·埃肯教授从元首的声带上切除了一块一厘米大小的息r。这是个小手术（是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