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是俺的表示吧。”他嘴笨舌拙，练习了多少遍的话，还是说得不利落。汪洋看到女友惊异的目光中，对他的神机妙算有说不出的佩服，便得色难抑了。他好不容易把眼睛从那两捆钱上挪开，看着邹铭远，心想：“这家伙还真人不露相，果然有钱，这么轻而易举地就拿出了一万块。”说：“老邹啊，我问你一句话：你说，这正义感是钱能买来的吗？实话跟你讲，你女儿的事，我早就有耳闻了，当时，就是义愤填膺，恨不能马上写篇大大的檄文，对王家以及所有那些为非做歹的高干子弟进行口诛笔伐。可是，咱先不说别的，这文章一登出，首先我这饭碗是砸了，我们这活，挣钱不多，可是个铁饭碗啊，一丢下，工资事小，住房分不成了，公费医疗没了，退休金吹了，还有，名声也臭了。你给算一算，老邹，这些，是钱能补充过来的吗？”

  邹铭远什么也没说，又拿出一万块钱，放到汪洋的旁边。汪洋终于站起，握住老邹的手说：“老哥，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的女儿就是我的亲妹妹，看着她被迫害成这样，我怎么还能无动于衷？写，这篇檄文我汪洋是写定了，就是掉脑袋也再所不辞。只是，有一样，报社不是我办的，我写是写了，能不能登，还是总编说了算。你能不能再出五千块，我上缴给总编室，作为跟王家可能打官司的经费，总编那里才好说话？”

  邹铭远二话没说，又拿出钱来，不是五千，而是一万。汪洋和他的女友都愣在那里，看着六捆钱，无法说话。缓过一口气，汪洋当即掏出笔，让老邹从旅馆服务台要来纸，就开始向邹铭远和莎莎了解情况，把整个过程一样样问清楚，一篇势必震动省城的文章就这样动笔了。

  两个星期以后，一篇题为＜一个女大学生的悲惨遭遇＞的报道，在＜松江晚报＞的第一版刊出。文中以激愤的语气，讲述了一个本省城外贸学院的女学生z，惨遭一个著名的衙内qg的经过，特别提到该衙内姓王，其父为本省的一个主要领导干部。文章强调，该王衙内劣迹昭章，长期以来，专以y乐招摇省城，而有关部门对此视而不见，即使进了公安局，也是前脚进后脚出，使受害人含冤忍垢，而不法者更为嚣张。

  此文刊出不到两天，就收到了读者来信上千封，无一不是愤怒谴责王衙内的罪行，要求有关部门立刻采取措施，予以严惩。没出几天，外省的几家晚报也转载此报道，于是，连青海、新疆、海南岛的读者都来信，＜松江晚报＞的群工室忙乱了套，每天成捆成麻袋地接到信件，清一色是关于王衙内的，连看一遍都无法办到了，只能草草写出提要性简报，往总编室汇报。一时间，省城内外掀起了一场口诛笔伐“王衙内”的运动。

  省委副书记桓公明是个瘦小枯干的老头，长得黑黑的，来自陕西商洛，有一种“小车不倒只管推”的劲头，对当前的政策一直有自己的看法，对一些领导干部的热中于开放搞活，更是持对立态度。正因如此，他成了王栋的死敌。两个人在省委的每次会议上，都有一场正面交锋，辩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私下里，王栋多次称他为“松江省的左王”。

  桓副书记早就听说王栋儿子的劣迹，已有心要借题发挥。只是他太关心“大方向的问题”，把此类事也没太放在心上，久而久之，竟然忘了。这天早上，一进办公室，他就发现了自己桌上的一份简报，上面综述了一个星期以来，全省乃至全国对“王衙内事件”的反应。至此，他才对那件事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他知道王衙内是谁，事实上，整个省城，无人不晓。他亲自打电话，把省公安厅厅长和市公安局局长找来。那两个人一进来，就见桓书记已经气得脸色铁青，把手里的铅笔撅成了两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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