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样英勇赴死。也许是命运的眷顾,我在县妇救会长任上几次遇险,但均化险为夷,大难不死。1941年中,我再次接到调令,任三区群工部副部长,我是三区第一个活着离任的县妇救会长。到任新职不久,那年的初春,组织。上决定送我到军分区去参加妇女干部训练班,听了这个消息,我真象吃了蜜一样,那是我们天天向往的中心区啊。

  经过半个月的辗转跋涉,穿过敌人无数道封锁线,我们终于进了山,到达了中心区南罗山,我真觉的是到了家。几天以后,参加妇训班的同志陆续到齐了,学员都是各区妇女工作的负责人,也许是斗争过于残酷,干部牺牲太快,参加妇训班的同志年岁都不大,最小的五区宣传部长夏雪莲只有20岁,年纪最大的一位大姐谭萍也不过26岁,而且几乎都是城里来的“洋学生”干部。最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又见到了沈茗,她已从军区调冀中分区敌工部一年,任副部长也将近半年了,这次她也参加了妇训班,而且是我们的班长。在这种残酷的斗争环境中老友重逢分外高兴,望着成熟、端庄的沈茗,我心中激动不已,这两年多中不知有多少次,在身处险境时我想到过:可能再也见不到沈茗了,可现在我们又见面了,我知道,经过九死一生,我也不再是两年前那个一身稚气的小姑娘了。我们俩拉着手,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渐渐地,话题从刀光血影的对敌斗争转到了女儿家的悄悄话。在我的刨根问底之下,沈茗终于向我“坦白”,她快要结婚了。她的爱人是分区张副司令,他们恋爱已经半年了,组织上正在审批他们的结婚申请。听到这个消息,我心中不免涌出一丝惆怅,两年中我心中曾经有过一个人,他曾是我的直接领导,但我还没来得及向他表白我的感情,他就牺牲了。随时可能牺牲的残酷环境让我的心冷了。

  训练班的生活是愉快、舒畅的,不用每天担心敌情,不用半夜起来跑情况,姐妹们都说自己养白了养胖了。不过也有一件事让我有些别扭:大家都轰轰烈烈地谈其恋爱来了。部队男多女少是客观情况,尽管组织上对结婚有二八团的严格规定,但仍有许多身经百战的干部没有结婚。妇训班一下来了二十几个青春年华的女干部,无可避免地成了他们的目标。从训练班一开班,就不断有男同志经老首长、老战友介绍来找班里的女同志。全班23个人除谭大姐已经结婚、沈茗名花有主之外,全有人介绍对象,有的干脆就是军分区首长指名道性派下来的任务。我对这种近乎于指腹为婚的方式很不以为然,觉的我们都是五四后的新青年,怎么能接受这种没有感情基础的指定婚姻呢。加上我心底深藏的那快心病,我对这样的“恋爱”怎么也提不起兴趣。连续两个首长介绍来的男同志都被我礼貌地拒绝了。

  八月初的一天晚饭后,沈茗忽然神秘地叫上我,向北山坡走去。那时晚饭后各单位都有固定的科目,而唯有我们这个训练班,分区首长特别批准晚饭后至熄灯前这段时间自由活动,是留给我们的恋爱时间。北坡是分区首长的驻地,我不知沈茗要干什么,懵懵懂懂地跟她来到一座小屋前,我听见里面是两个男人在畅怀地谈论着什么。沈茗推门进屋,我这才看清张副司令坐在屋里,他对面还有另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同志。张副司令我认识,他给我们讲过游击战术,另一位看着眼熟,但想不起是谁。沈茗指着我说:“老张、老郑,这就是小关,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算我的娘家人了。”接着她又对我说:“小关,组织上已经批准我和老张结婚,我们打算过些天举行婚礼,老张说,请你来一块庆祝一下。”我红着脸点点头,有些不知所措,在副司令面前,我还是有点拘谨。沈茗看出了我的拘谨,拉着我在一边坐下,大家拉起了家常。张副司令很随和,言谈话语中似乎知道我在恋爱问题上是班里的个别分子,但也并不介意,甚至和我开起了玩笑。对面男同志�